二胡的英文代碼(聶耳是這樣“譜成”的)

新華社北京7月15日電7月15日,《新華每日電訊》發表題為《聶耳是這樣“譜成”的》的報道。

“聶耳是我們的學長。”在昆明五華區長春小學的課堂上，一群學生大聲說道。一個世紀前，聶耳在長春小學前身昆明師范附屬小學度過四年的初小時光，然后升入高小。

今年，是人民音樂家聶耳110周年誕辰。時光無法倒流，自強不息的精神生生不息。

聶耳短暫的人生僅23年。他沒受過正規音樂教育，20歲才有了屬于自己的小提琴。但他那激越高昂的歌聲，久久激勵中華兒女“前進！前進！前進！進！”

時光如流。追思中，人們不禁探尋，聶耳怎樣創作出《義勇軍進行曲》？自學成才的他何以成長為人民的音樂家？

譜寫不朽人生的絕響

昆明滇池畔西山上，聶耳紀念館古樸安靜。走進其中，縈繞著激昂的旋律——“你的歌聲喚醒了一個民族起來抗爭”。詩人艾青這樣評價聶耳的音樂。

《義勇軍進行曲》是聶耳年輕而短暫的一生中最后的作品，也是他不朽人生的絕響。云南省中國近代史研究會會長、云南師范大學教授吳寶璋致力于聶耳及其作品研究，他認為“加入中國共產黨，對聶耳一生道路的選擇、藝術的升華，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”。

1933年1月，在處于白色恐怖中的上海，聶耳經田漢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。此后兩年間，他創作了大量不朽的作品，其中包括與田漢合作的《義勇軍進行曲》。

《義勇軍進行曲》是電影《風云兒女》的主題曲。1935年，當聶耳聽說要拍影片《風云兒女》動員民眾投身抗日，他立即去找夏衍拿到了《義勇軍進行曲》歌詞。夏衍是當時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左翼電影運動的領導者之一，也是聶耳的入黨監誓人。

聶耳念了兩遍歌詞，對夏衍說，“作曲交給我，我干！”他重復了一遍，又說，“田先生一定會同意的”。夏衍后來回憶，聶耳永遠不知疲倦，不論什么工作都“搶”著去做。

說干就干。聶耳潛心構思，不斷吟誦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簡短鏗鏘的歌詞，感到“冒著敵人的飛機大炮前進”一句不是很順，與友人交換意見改為“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。”末尾，順應旋律在“前進，前進，前進”之后加上“進！”

“感謝聶耳同志的作曲，把這短短的幾句話，處理得非常豪壯明快和堅決有力。”后來，田漢在著文中，高度肯定了聶耳對《義勇軍進行曲》做出的修改。

聶耳廢寢忘食，經過兩個月醞釀，很快拿出了初稿。這時傳來消息，反動當局要逮捕他。黨組織為保護這位年輕有為的革命文藝戰士，批準聶耳從日本去歐洲、蘇聯學習考察。赴日前，他帶著《義勇軍進行曲》曲譜，邊唱邊打拍子，征求了音樂界同仁、青年學生、工人等很多人的意見。

在日本，聶耳完成了《義勇軍進行曲》曲子的修改，及時寄回上海。1935年5月，電影《風云兒女》上映，《義勇軍進行曲》唱響大江南北。

革命的精神和力量，對于聶耳的創作至關重要。吳寶璋說：“在疾風驟雨中，聶耳找到了正確的奮斗方向，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連在了一起。”

1928年，16歲的聶耳受到革命思想熏陶加入中國共青團。1930年7月，聶耳從云南省立一師畢業，本已準備就業，卻因被反動當局列入抓捕黑名單，不得已離開昆明到了上海，在一家商號當伙計。1931年商號倒閉，聶耳考入當時有名的明月歌劇社。1932年初，日本帝國主義發動“一·二八”事變企圖侵占上海，兵荒馬亂中，聶耳沖到戰火硝煙處拍攝日軍軍艦遇險，僥幸逃脫日本兵抓捕。

在明月歌劇社，雖然受到老板黎錦暉的賞識，但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之際，聶耳對明月歌劇社歌舞演出充斥著閑花野草、卿卿我我的內容，沒有反映人民抗日救亡的呼聲極為不滿，處于苦悶中。

這時，在“左聯”戲劇家聯盟負責人田漢介紹下，聶耳加入“左聯”。他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：“我生來就是為社會做事的，趁年輕要多做對人民有益的事。”

1932年6月后，他發表文章批判明月歌劇社“所謂歌舞的成績”，與黎錦暉分道揚鑣。事后，聶耳曾對黎錦暉說：“我不過希望你改變改變作風罷了。難道你絲毫沒有感覺到時代已經不同，靡靡之音已經沒有生命力了嗎？”

“聶耳單純但不簡單。他憂國憂民，胸懷國家和民族。《義勇軍進行曲》高昂激越、鏗鏘有力的旋律與這樣的特質極為契合。”吳寶璋說，“我們無法想象，一位缺乏這樣特質的音樂家能夠寫出《義勇軍進行曲》。”

母親是第一任音樂啟蒙老師

聶耳短暫的一生跌宕起伏，風云激蕩。21歲至23歲，他創作了40多首樂曲，無數中華兒女唱著他譜寫的歌曲走上抗戰第一線，《畢業歌》《金蛇狂舞》《翠湖春曉》《賣報歌》等至今膾炙人口。音樂家冼星海稱他為“劃時代的作曲家”，郭沫若撰詩稱他為“民族的天才”。

如果說，聶耳一生中有一首最深情的歌，那一定是送給母親的。聶耳母親彭寂寬是云南峨山傣族人，愛唱花燈、民歌小調。無數個夜晚，母親抱著聶耳邊唱山歌邊講故事，把音樂的種子播種到小聶耳的心里。

聶耳一生超過三分之二的時間在昆明度過。在昆明的日子，艱苦而幸福。

1912年2月15日，聶耳生于云南昆明。當時，他的父母在甬道街租下一間小樓，開了一個小醫館，取名“成春堂”。往后經年，成春堂數度搬遷，艱難維系。

歲月滄桑，甬道街聶耳故居如今仍保留著原貌，一把窄陡的木梯立于閣樓下。當時，聶家六口人住在二樓一間不到20平方米的房里，只能在接近屋頂處搭建一個小閣樓，作為孩子們的睡處。閣樓低矮，孩子們睡覺時只能爬進去，直不起身。

聶耳4歲時，父親積勞成疾，離開人世。母親挑起生活的重擔，刻苦學習考取行醫資格，繼續經營成春堂，白天掛牌行醫，晚上替人洗衣服補貼家用。

1922年，聶耳一家搬至昆明端仕街44號院。聶耳跟著鄰居邱木匠學會了吹笛子，跟小學音樂老師學拉二胡，彈三弦、月琴。有一年春節，他和兩個哥哥湊壓歲錢買了一支笛子、一把胡琴，借了一把月琴，就這樣組成了家庭小樂隊。

初小畢業，因沒錢買童子軍制服，不能在本校升學，聶耳被分到求實小學。他成績優秀，擔任了學校學生樂隊指揮，參加了幾十場演出。母親托人介紹，兄弟仨還去學習洞經音樂，這讓聶耳演奏民族器樂的技藝有了長進。

他跟“院壩鄰居”、云南省立一師附小音樂教師張庾侯學習小提琴和吉他。張庾侯曾著文回憶：“我向朋友借得一把小提琴……聶耳有時也在大門口站著聽，我見了他便拉他上樓找同學玩，他拉提琴，我按風琴，一人一樣，也就無師自通地奏起來了。”

初中畢業，聶耳考入云南省立一師。入學住校需自備被蓋，可家里是弟兄三人合用一床破舊的被蓋。虧得一位親戚知道這事，借給聶耳被蓋，才解決了這個難題。

雖然家境困頓，但聶耳學習用功，多才多藝，為人熱心，活潑幽默，長成翩翩陽光少年，愛情的種子也悄悄萌發。

因為同樣熱愛音樂，張庾侯的親戚袁春暉跟聶耳情投意合。聶耳常常為她演唱伴奏，相約爬山、看風景。聶耳曾在日記中寫道：我不能夠把C（注：袁春暉的代號）從我的“想念”中除去，我不可能把C從我的“愛慕”中除去……

天妒良緣。1930年7月，為躲避反動當局抓捕，聶耳被迫離開昆明到上海，從此與袁春暉再沒機會見面……

“隨時不忘的是‘讀書！’‘拉琴！’”

到上海后，聶耳頂替三哥在“云豐申莊”商號當起了店員。辛勞的工作之余，他堅持學英文、日文，閱讀書刊，看戲劇和電影。靠著幫好友張庾侯、廖伯民在上海租影片到昆明放映，年底聶耳得到了100元酬金。

“逸樂影院送我一百元，取來以后的分配非常簡單，匯一半給我慈愛的媽媽，一半是買了一個小提琴和一些零件。”聶耳在1931年初的日記中寫道。這一年，他19歲。

此后，這把小提琴一直陪伴著聶耳。“若沒有旁的事來煩擾，我是會不吃飯、不睡覺，不分早晚地練習下去的。”

這把小提琴，現藏于云南省博物館，見證了聶耳音樂創作從起步到漸入佳境、邁上巔峰。“不斷地練習，舊的指頭硬結退去，加上了新的痛。手指分家地持弓，現在才把它合作起來。不曾用慣的小指，現在才學習運動。可憐！”

商號倒閉，聶耳考入明月歌劇社，他每天練琴六七個小時，琴技大有長進，很快成為劇社第一小提琴手，還被大家稱為“拼命三郎”。聶耳擠出微薄的生活費，找到一位意大利私人教師學習，還想辦法觀賞音樂會，欣賞名曲，閱讀音樂作品和音樂理論書籍。

鉆研中，創作靈感涌動，聶耳開始嘗試音樂創作。他曾在日記中寫道：“做了兩個口琴曲，還不錯，通通只費了一點多鐘。……有時吹口琴自來調真好聽得了不得，始終沒有記錄過，以后必須把紙筆預備在面前才能吹，這真是取不完的作曲資料。”

一串串動人、激昂的音符勃發于風雨中、陽光下、大地上……一次，清華大學東北同學會為抗日義勇軍募捐而舉辦游藝會，邀請當時在北平的聶耳參加。演唱《國際歌》時有人搗亂，還往臺上扔石頭，鋼琴伴奏都被嚇跑了，聶耳卻毫不畏懼地拉琴，堅持完成演奏。

東渡日本的聶耳一邊學日文、練琴，一邊觀摩日本音樂、戲劇和電影，僅兩個多月，聶耳已能說日語。聶耳在1935年7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：“明天開始新計劃，隨時不忘的是‘讀書！’‘拉琴！’”這也是他最后一次寫日記。

7月17日，聶耳在日本藤澤市鵠沼海濱浴場游泳時，不幸溺水身亡。

山海嗚咽……幾經輾轉，聶耳的骨灰終于在1937年魂歸故里，安葬在昆明滇池畔西山上。

聶耳墓前，安放著漢白玉雕成的云南山茶花花環，寄托著家鄉人民對音樂家永遠的懷念。墓后屏風墻上鐫刻著郭沫若撰書的墓志銘，首句為“聶耳同志，中國革命之號角，人民解放之鼙鼓也”。

一排排柏樹挺拔蒼勁，聶耳雕像巍然矗立，靜靜注視著滄海桑田。

夏日清風，滇池之濱的西山涼爽宜人，男女老少悠然游覽。行至聶耳墓前，人們肅立、鞠躬。

音樂如同一根長長的絲線，將歷史與現實牽連。

校園里，孩子們動情排演講述聶耳故事的情景劇，小聶耳民樂團激情演奏《金蛇狂舞》等經久不衰的作品，緬懷“聶耳學長”。（完）